親愛的朋友，
我今天要談的是香港過往的經濟政策及它帶來的影響，使你們知道港英政府並非如想像中之英明能幹。
退休前的二十年，我一直在製衣配料行業工作，對出口成衣的運作有點認識，發覺出口配額大部分由一些歷史較長和規模較大的製衣廠或出口商所擁有，使後起的同業在競爭方面很吃虧，因為市場都被先行者壟斷了。
出口配額制度是成衣入口國家為了限制成衣進口量而產生。每隔一段日子香港和那些入口國家便舉行雙邊談判，依據過往業績調整或訂立新的配額。製衣廠和出口商的利益往往受到新協議的照顧，他們手中擁有的配額幾乎原封不動地被保留，縱使增減也是按照比例而重新配給的。這樣做看來似乎很公平，其實是削弱了新入行者的競爭力，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配額會因應市場供求而成為有價之出口文件，是製成品成本之一。有些製衣廠當發覺配額求過於供時，索性停產把配額出讓，牟取厚利，卻沒有真正的賣斷了擁有權。這些行為和中間剝削沒有分別，是香港商場的怪現象，在其他地區罕見。
我不厭其詳地說出這些往事來，是使你們了解香港一些政策的弊端，而這些弊端是可以糾正的，但受到既得利益的阻撓，使政府失去了主動權。
香港電力供應一向是由兩家公司瓜分的，這本屬無可厚非之事，只要他們保持高效率低收費便可。我無法了解的是：電費是依照固定資產投放額的某個百分率來計算的；投資愈大，電費按照比例則愈高。有這個回報的保證，那兩家電力公司還須考慮改進效率嗎？這是殖民地時代的怪事，相信仍舊延續到今天。這到底是港英政府為保護英商之權益而制定的條款，還是由於施政缺乏想像力所致？
香港地狹人稠，是先天條件的不足，土地供應政策比任何政策重要。可惜港英政府對此一向優柔寡斷，只顧賣地增加庫收，忽略對地產發展商的規範，任由他們控制市場的供求，造成今天房價升到遠離正常軌跡，使市民叫苦連天。
筆者於1992出差馬來西亞，在那裡逗留了三年，期間對當地的房屋政策曾經探討過，略知一二：政府硬性規定地產發展商在投得地皮之後，必須撥出若干土地建造廉價的平民屋，滿足低收入家庭所需。這個政策行之有年，成效有目共睹。我曾探訪公司收入最低的兩個僱員，得到他們舉家歡迎，在他們的新居作客。他們對擁有這種廉價平房感到非常滿意。此情此景，在香港是看不見的。馬來西亞能夠做到「居者有其屋」，為何香港做不到呢？
聽說新加坡早期的房屋政策是從香港抄襲過來的，再加以改善。到過新加坡旅遊的人都知道當地人民居住的條件比港人優越很多。這個國家也是地狹人稠，地理條件和香港比較不相伯仲。他們懂得如何善用土地資源，為何香港對此一籌莫展？我看兩地不同之處是：前者當政有遠見，能對症下葯；後者短視，使問題惡化。
我發覺香港年輕的一代對往日的香港十分懷念，贊同港英政府實施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毫無保留地信奉市場上那隻「無形的手」對市場調節的功能。我以前也犯過這個毛病，但當閱歷漸深時便開始對這個理論的正確性產生懷疑。從社會組成的層面看，弱勢社群要依賴自身以外的力量來保護才可生存於優勝劣敗的環境。「積極不干預」其實是「自由放任」的同義詞，掩飾社會之不公，縱容巧取豪奪的強盜行為。憑藉這個政策的庇護，強勢商人可把弱勢商人趕出市場，強勢社群可把弱勢社群邊緣化，壟斷的局面便由此形成。
具有遠見的政府都能預測到當大陸和越南等地區開放給外圍投資後，香港人工密集的製造業將會很快北移或南撤，一早便訂下應變計劃。港英政府在這方面又交了白卷。反觀亞洲四小龍的南韓、台灣，新加坡都積極地把低產值的工業淘汰，代之而起的是高科技產業。香港如今依賴的仍是金融業、旅遊和零售。上海，深圳正在積極發展金融市場，成為香港未來的競爭對手；香港旅遊和零售業在租金不斷上升的壓力下，岌岌可危。
人口老齡化也是香港面臨的挑戰。為了積穀防饑，港英政府推出了強積金計劃，但比新加坡所作同樣的安排在時間上和質量上卻落後了不知幾多倍。你們可曾為此走上街頭抗議當時的總督無能嗎？
我離開香港已經很多年了，跟不上她很多的變化，摸不準她跳動的脈搏，所以不能出謀獻策。我只把以往政策失誤之處提出，讓年輕充滿理想和雄心壯志的你們去解決，把香港扶上正途。這樣我便達到了目的。
2014/5/11 黃啟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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