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志明市走到温哥華--------“代我兄長錄下他的逃亡歴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印支半島的越棉寮三邦紛紛爭取獨立。越南人民揭竿而起，要打倒法國殖民政權，因而觸發了印支半島之戰争。戰鬥延續至1954年的春天，越南共產黨统領的戰鬥部隊在中共大力支援下，攻破了法國最後防線奠邊府(Dien Bien Phu)。數萬名法國士兵被重重圍困，成了城下之盟，只得屈膝求和。交戰雙方於同年7月20日在瑞士簽署了日內瓦和約 (Geneva Accords)：法國由越南撤出，從此結束了它的殖民統治；越南一分為二，以北緯17度作為分界線。北方由共產黨管治，實行社會主義。南方由美國支持之吳廷琰(Ngo Dinh Diem)政府負責，成立了越南第一共和國。這是暫時性的安排，由全民選出執政黨之後，南北再度統一。可惜歴史的軌跡不一定會朝着這個方向走，往後的發展是無法預測的。

風雨飄搖的南越政權

越南一分為二之後，不願意接受共產統治之民眾紛紛逃往南方，吳廷琰政府對突然湧到之大批難民一時窮於應付，後來通過官民合作妥善安頓。當年美國對越南伸出援手，提供大量資金協助越南獨立後重建：政府積極拓展工業、改良水利，修築公路；整頓法紀，打擊貪污。政績有目共睹。越南人民遭受過太平洋戰爭的蹂躪和九年反殖民之抗爭，極度厭戰，因此渴望國家從此長治久安。日內瓦和約簽署後南北和平共處了一段日子，並各謀發展，使前景露出了令人興奮的曙光。

越南南方呈現一遍昇平景象，經濟欣欣向榮。我對前途充滿憧憬，努力投身於事業，並打算早日成家。和情投意合的女友獲得雙方家長的支持，於 1954年9月15日成婚，開始我們的新生活。可惜幸福的時光轉瞬即逝，苦難的日子再度降臨。

南北相安的局面只維持了一個短暫的時期。共產黨秘密在南方組織解放陣線，由黃進發(Huynh Tan Phat)擔任主席，以武力破壞南越一切苦心經營的建設。他們先向農村滲透，擴大解放區，運用鄉村包圍城市之戰略到處搗亂，令南方政府窮於應付。越南全面赤化只是遲早的問題。形勢急轉直下，美國終於在1965年8月以軍事介入，竭力阻止越共繼續南進。戰事由此不斷升級，美越聯軍遭受到共軍頑抗，戰場上不時傳出失利之消息。由於戰事曠日持久，美國人民反戰情緒高漲。美國民意否定了政府將戰事繼續升級之決定。為了早日擺脫這場戰爭，尼克遜總統(Richard Nixon)任命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為特使，前往北京尋求各方可接受之停火條件，促成了在1968年召開之巴黎和談。隨後，一直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戰事持續至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約(Paris Accords) 簽署之後才終止。根據和約的條款，南北越成為兩個不同的獨立體，美軍必須在1973年3月29日之前撤出越南，一切國防任務將由南越軍隊自行負責。簽約後，零星之戰鬥仍然繼續，事實證明和約形同廢紙一張，對北越全無約束力。共軍利用休戰期間重整軍力，於1975年春季大舉南侵。他們輕取高原的溪山基地，繼續南進，佔據了百里居(Pleiku)和邦美蜀(Ban Me Thuot)兩個省。當時阮文紹(Nguyen Van Thieu)政權接受美方提供策略由高原各省撤退，保存實力以捍衛首都西貢(Saigon)。可惜陣前撤退使軍心大亂，士氣低落。兵民互相踐踏，傷亡無數。繼高原地區失守之後，其餘省份亦相繼落入敵人之手，一時兵敗如山倒。共軍乘勝追擊，勢如破竹。南越戰鬥部隊由此亂作一團。不出兩個月的時間，西貢(今名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亦告失守，共產黨從此佔領了整個南越。阮文紹政權於1975年4月30日完全瓦解。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從那天起，三千多萬的越南人民(包括華僑在內)都成了共產黨統治下的子民，在一夜之間完全失去了自由。

其實1975年三月底時，局勢已變得異常嚴峻，有山雨欲來之勢。到4月12日，由於戰火迫近西貢，人民紛紛逃亡。鑑於形勢，七妹夫立即安排一家五口搭乘直升機越過防綫到達了公海，再由輪貨輪轉載往香港去，安全抵達了目的地。到4月24日，七妹夫和他的父親約同我一家三口準備以同一途徑離開。但由於戰火已蔓延到首都的近郊，直升機無法起航，計劃只得臨時告吹。想不到短短十二日之延誤，卻給我帶來長達三年三個月畢生難忘的苦難歲月。這場噩夢直到我偷渡成功之後才告終結！

南北統一之後

共產黨奪得政權之後，首先對付前政府的軍政人員，強迫他們接受思想改造。隨後矛頭轉向資本家，沒收他們的財產。很多有錢人被判罪入獄，華僑也不能倖免。共產黨對付資產階級的手法層出不窮，而且無孔不入：當務之急是盤點民間存貨，把所有資產交由政府監管，並禁止一切買賣活動。在同一時間實施貨幣统一政策：規定以500元舊幣兌換1元新幣；不論人口多寡和交出了多少，每個家庭只可領取200元新幣，餘數由政府保管。工農家庭按月可再取回20元新幣作為家用，富裕的家庭則得不到這樣的優待。

銀行內的保險箱需在幹部的監視下接受檢查。户主只可取回一些文件，其餘的如金葉、金條、鑽石等貴重首飾、美金和外幣一律都被扣押封存。如果數量過多，更會惹上麻煩。在共產黨嚴查細檢之下，所有私人財富都會無所遁形。政府很快又進行另一次貨幣兌換： 500元新幣兌換1元更新之新幣。如此下去，民間的存款不難一掃而空，變得一窮二白。

跟著又頒佈新法令：要求所有中小型商業店鋪呈上三年前淪陷時之存貨清單，按此追討增值稅。新政策一波未完一波又起，令人疲於奔命。一切措施都是要讓老百姓囊空如洗才會罷休。共黨政權有如強盜，對人民予取予求。

前途茫茫

在兵荒馬亂的時刻，我錯失了逃走的機會，一家三口被迫留下來。面對新的形勢，我得步步為營以求自保。未幾，新政權推行地方選舉，怎知我會當選為街坊組長，唯有慷慨登場。組長要負責全組三十二戶的事務。例如：傳遞政策，保持組員與幹部之間的聯繫。我所屬街坊之居民全部是華裔，大家同聲同氣，所以很快就和他們熟絡起來，並了解他們的需要。我熱誠的服務和辦事的效率獲得了大眾的認同。其實我志不在此，而是無時無刻仍在策劃逃亡。不過一切付出却沒有白費，居民對我敬愛有加。例如每當清洗街道之日，內子都無需動手，因為有其他組員樂意為她代勞。又如在舉行水利勞動日時，兒子也可無需參與，因為有人代他出力。在社會主義管治下的三年多，我總算勉強熬過了。

所謂水利勞動，其實是遣派年輕人到郊野去清理因戰争而失修之河流和溪澗。這份工作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不時遇上毒蛇猛獸和錯踏地雷炮彈，不少人為此而送命。

偷渡失敗使我心有不甘，但從不放棄。我曾向香港政府申請入境，都是無功而返。又嘗試申請去法國，但機會更加渺茫。此生莫非要老死於越南不可？

淪陷後，大企業早已被打擊得蕩然無存，其他小生意亦被管制得奄奄一息。1978年初，政府突然宣布全面戒嚴，並委派人員逐家逐户去接收碩果僅存之中小型商戶，重新登記存貨，包括生財器具與家居用品。商人要準時交出鋪戶，還須前往新經濟區去參加開發。令出必行，無人倖免。下放名單上赫然有我在內。有人即時潛逃，成為了黑市(非法)居民。我寕可面對現實，並自願擔任組長，帶隊前往新經濟區去。交換的條件是，兒子可保留戶籍在西貢繼續上學。6月14日又是一個難忘的日子。當天內子和我及同一命運之二十五戶人家，無可奈何地被二十多輛大貨車運載到名叫”偉清”的新經濟區去，等待分配工作。西貢失守前後不過三年，其間所經歷的變遷，不可勝數。

偉清(Vi Thanh)是芹苴省(Can Tho)一個偏遠荒蕪地區，與迪石省(Rach Gia)的水草平原連接。在離開芹苴省會之後，車隊轉入一條崎嶇不平的小路緩緩而行。由於戰爭的破壞和日久失修，小路已破爛得不宜汽車行駛。幾經磨難之後，終於在傍晚時刻抵達了一個杳無人煙的荒涼土地。習慣了城市生活的我們立即感到有如進了人間地獄，不寒而慄。內子突然悲從中來，忍不住而嚎啕大哭。我們淪落到這個田地，所犯何罪？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上經歴過無數世事滄桑，却從未感到這麼絕望與無助。

夜幕沉沉，大家被安置到一個被棄置的軍營去。那裡沒有水電的設施，門窗殘破不全。它只有一個安全的進出口，其它通道都有地雷和未引爆炮彈的警告牌，提醒路人小心。危機四伏，使人心驚膽破。以此為家，往後的日子又怎樣過呢？

既來之則安之，我積極地面對現實沉着應變。童年時在鳳合市(Phung Hiep) 之生活經驗如今大派用場。當年曾與越南人頻密相處，頗了解他們的性格特點，所以較容易融入那裡的主流社會。我積極與當地居民往來，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相互熟悉了，他們自然不會仇視和排擠我們這班外地來客。為取得他們的合作，我願意在任何事情上多點付出，見機行事，盡量避免吃眼前虧。我倆全靠互相扶持，才可在這個陌生的地方平安度過了三個星期。

1978年7月10日正是我49歲的生日，內子突然想返回西貢老家去探望她朝思暮想的兒子，留下我孤獨一人守在這裡。五天後，她從西貢托人帶來一張有兒子簽名的字條，上面清楚寫着：”火速回家”。我感到事態不尋常，立即騎上單車直奔車站，剛好趕上往芹苴的最後一班汽車。到達芹苴之後，為爭取時間接上湄公河的渡輪(Ferry Can Tho)，路過三家姐之門而不入，再轉乘貨車連夜趕返西貢，到家時已是次日的零晨。一踏進家門，赫然見到四名幹部大模大樣地橫臥在客廳裡。他們是來嚴密監視我家一切行動的。如此硬闖民居誠屬可惡。兒子和這班不速之客人足足糾纏了一個月之後，才設法通知我。同樣事情在尊重人權的社會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投奔怒海

急傳我回家是因為找到了偷渡的門路，準備在7月19日出發，事不宜遲。一切安排由吾友李君和王君共同負責，他們用錢買通了幹部，否則插翼難飛。路費是每人十五兩黃金，朋友代我報了名，只須同意便可成行。為了安全計，我四處明查暗訪，以確定我們沒有被非法之徒所蒙騙。首先我向三弟查詢，怎知他一家已準備於7月17日啓程。我又走訪另一友人馮兄(現居雪梨)，他也證實確有其事。原來馮君秘密為共幹收取賄款，曾經安排三艘漁船運載數百名難民(其中有我熟識的人)平安抵達馬來西亞。他對偷渡的途徑瞭如指掌，輕車熟路。我對各方面的情況了解多了，自然加強了信心。形勢不容我再三考慮，否則會坐失良機。偷渡風險極大，但為了逃避惡政，不得不孤注一擲。

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就按照計劃於7月19日動身。當天清晨我對着四名監視我家的幹部說，要帶兒子到新經濟區走一趟，以方便日後聯絡。他們信以為真，我便乘機趕到頭頓(Vung Tau)市郊，與其他偷渡者在一棄置了的蛙人基地會合。真是巧合，當天正是我們長子23歲的生日，却成了我告別出生地的一天。逃亡在即，我却沒有半點離愁別緒，奮不顧身地勇往直前。我生不逢時，數十年綿綿不絕的戰爭，令我顛沛流離。越戰後期更把我們苦心經營的產業無情地摧毀。心碎之餘，走為上著。

黑夜來臨之前，一艘大約35英尺長14英尺闊的破舊漁船徐徐駛向沙灘這邊來。在茫茫大海上，它有如殘葉一片飄浮着。當船靠近岸邊時，眼明口快的內子突然哇的一聲：為何我們的船是這麼的細小，這麼的殘舊！其實每個人都心有同感，但此時此刻又有什麼選擇呢？來到這一步已是許進不許退了，反正人生不外乎是一場賭博，勝是幸運，敗是倒楣。留在越南無非死路一條，長痛不如短痛。大家懷著這份心情分批上了船，用生命作賭注，向茫茫大海進發。

不要小看這條船，92條生命從此刻起就交付給了它。天色漸黑，我們立即發動機器起航。同船除了四個越南人，其餘都是華僑。我當時心情激動，忍不住向天高呼：再會吧，越南！三年多以來所受到之冤屈，從今將一掃而空。

原定的航線是先向東北往公海駛去，再轉南走以避過崑崙島之越南海軍巡邏。但起航後不久即遇到狂風暴雨吹襲，海上巨浪汹湧，船在怒海中左搖右擺，只能緩緩行駛。大部份船上的人都因暈浪而嘔吐，痛苦萬分地熬了一整夜。風雨過後天氣轉晴，大家無不喜出望外。船正在南行之際，左邊遠處突然冒出一個小島，難道我們仍然徘徊在越南水域之內？正當懷疑之際，三艘漁船衝向我方駛來，來意不善。船主陳先生感覺情勢不妙，他情急智生，下令開足馬力以求脫險。對方尾隨不捨，更向我方開火，幸好射程不達目標，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掌舵的青年人一時嚇破了膽，船主唯有親自出馬。他膽色過人，有勇有謀，終於帶領我們逃出險境。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用這句話來形容我們的命運頗為貼切，因為接着下來的三天三夜都遇上了好天氣。在一望無際之大海裡，船仍舊馬不停蹄地朝着自由的彼岸前進，我們喜悅之情非筆墨可以形容。大家不再感到孤單無助，因為一群好客的海豚和熱情的飛魚在船的兩旁穿梭往來，不離不棄地伴我而行，更帶來了希望與勇氣。

直至7月22日，船仍舊保持正常操作，估計我們當時的位置是靠近馬來半島的東岸。到達那裡之後，馬達突然不能開動，因此被迫停駛。船上熟識機器的人都忙著加入搶救，其他就豎起橫額求救，希望來往的船隻能够察覺到而伸出援手。大家分工合作，直至入夜。夜間我們嘗試用汽油把舊衣服燃燒而引起熊熊大火，使目標更加顯著。有些貨輪可能早已發現我們的行蹤，卻無動於衷，因為察覺到我們是難民船，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船既然開不動，只能在大海上繼續飄浮，生死由天。一時悲從中來，情緒激動的無不放聲大哭，協助我逃亡的王兄亦不能例外。他哭着對我說：真對不起，約你同行本意是求生，如今卻要你陪死。我無言以對，唯有緊握他的雙手，舉頭仰望長天，祈求上蒼顯靈！

絕望地又度過一天，到了7月23日，海上仍舊一片風平浪靜，大概上蒼沒有遺棄我們。在絕望中機倉突然傳來隆隆之聲，船竟然又能開動了！興奮之情不能用筆墨形容。船行至黃昏，一座巨形鑽油台突然在眼前出現。這非幻覺，而是真真實實從天而降的救星呀！

這是馬來亞政府擁有之鑽油臺，對我們立即施以援手。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代我們檢查機器之後，表示船不可能再開動，並協助我們登上鑽油臺。直至這個時刻我才相信自己已脫離險境。一場以生命做賭注的博弈到此圓滿結束，很慶幸最後的勝利屬於我。

否極泰來

7月24日凌晨四時，一艘大馬巡洋艦把我們全體92人運送到柔佛州(Johore)新生港(Mersing)離岸一個名叫Pulotangga的小島。它由聯合國租用，島上設置了一個難民收容中心，由聯合國難民總署負責管理。島的面積很小，南北約兩公里，東西一公里。當雙腳重踏陸地時，是當地時間晚上八時正。屈指一數，我們在大海飄流了124小時。其間不時面對死亡的威脅，是一次沒齒難忘的旅程。

被安置到這個小島的難民已超越四千名，大有人滿之患。其中有不少親朋好友在此相遇，大家都能守望相助。難民在島上可自由活動，但不許與外界接觸。島上物資缺乏，生活單調。幸好與香港的七弟連絡上，他很快送來衣物及其它日用品，可解燃眉之急。縱使生活更加艱苦，我亦沒有半點怨言，因為自由可以抵償一切。長夜已過，黎明在望！

我本來計劃投靠已居港多年的兩個兒子，但考慮到香港遲早會歸還共產中國而港人對於未來的轉變亦憂心忡忡，所以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加拿大成為了我們最理想的選擇，而旅居温哥華多年的六弟亦同意充當擔保人。由於具備這個優厚的條件，我們獲得聯合國難民總署認真的推薦，在半年多之後就獲得加國政府的批准。入境證到手之時是1979年2月17日。由聯合國難民總署的安排，我們由吉隆坡(Kuala Lumpur)搭乘飛機，中途經香港再前往加拿大的溫哥華。從那天起，我的生命又展開了新的一頁。

溫哥華名不虛傳，確是一座美麗的城市，我能夠成為它的市民，實屬三生有幸。抵步之日，適逢中共揮軍攻打越南諒山之時。往日中越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情同手足，同生共死，聯手勇挫美帝及其聯盟。而今所為何事，竟然反目成仇，更自相殘殺。是何者不仁，何者不義，非鬥個你死我活不罷休，最後卻苦了百姓？

黄啓樟 2010/8/23日 (2010/9/3 多倫多星星生活週刊第466期)